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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流年】我在故乡的日子里(散文)

来源: 免费小说网 时间:2019-12-23 16:26:40

第一天:跟羊羔睡热炕

哥放羊,很晚回来。是冬天,外面飘着雪,贼冷。哥的眉毛胡子上哈着气,有一层白花花的冰渣子。那只叫米米的母羊产羔了,哥特兴奋,一进门就说,呵,这个骚逼有本事,一年两胎哩。然后笑笑,抖开皮袄,那羊羔的头就露出来,黑眼睛,亮闪闪的,像两颗豆。我坐在靠窗的位置。炕极烫,屁股下火烧火燎的。还能闻到一种属于炕的味道:土腥气,略带苦涩。我问哥,是不是煨着胡麻秸?哥把那个羊羔焐在被窝里,淡淡地说,你狗日的忘本了,咱家不是一直在烧羊粪么。再无话,顺手往席巴上抽出一根干芨芨,点燃,吧嗒吧嗒地抽起旱烟来。

离开故乡后,我很少睡火炕。走进城市,跟我做伴的,先是木床,单人;结婚时又换成西梦思,软床,睡两人;再后来,生了孩子,又添置一小钢丝床,让小家伙在上面折腾。我在乡村里生活了十几年,对火炕已有了感情,尽管后来不断地买房换床,但依旧保留了睡火炕的习惯。譬如睡觉时一般不穿内衣内裤,把被子卷成一个小筒,赤身裸体地钻进去,长长地伸个懒腰,自由,舒坦,筋脉舒张。跟妻睡在床上,她总是笑,说我是猿猴,野蛮人。但不管她怎样说,我就是喜欢裸睡。乡村的有些习惯确实落后,可那种原初的东西更符合人的本真啊。

哥抽完一袋烟工夫,那羊羔就从被窝里钻出来,蹬腿,摇晃脑袋,咩咩叫。哥说,贼娃子饿啦。就撒踏着鞋出去了,一会儿便把母羊米米也抱到了炕上,让它站着,给羊羔喂奶。米米的胯下,白白嫩嫩的奶穗子垂下来,羊羔跪着,伸长脖子,把花瓣似的嘴凑上去,很快,我便听到了它咕嘟咕嘟吃奶的声音。突然想起了母亲。在这个火炕上,她用香甜的乳汁养育了我们几个子女,当初吃奶的情景早已忘却,但躺在她怀抱的那种温暖,仿佛依然留在记忆深处。人畜一理,所谓跪乳,也就是子女对母亲的一种感恩吧。

夜晚,羊羔就睡在我的身边。哥朝我笑着说,放心睡吧,它乖着哩,不会咬你的卵蛋子。说完就开始脱衣裳。我发现他的脊背和胳膊都黑黑的,有垢甲,皮肤上爬着一些暗红的痱子。我知道,庄稼人睡火炕,一年四季很少洗澡,久了,也自然会生出皮肤病。但我从来不敢当着他的面说这些。还记得那年他住进我家,晚上,妻子在浴盆里放了热水,浴巾,香皂,洗发膏都准备周到。我劝他去洗澡后休息,谁知话一出口,他竟然生气了,瞪着眼说:哥是睡炕的命,嫌我脏,就叫我睡在地下。

哥躺下后,很快进入了梦乡。鼾声忽高忽低,还时不时说着梦话。土坯房子里的夜很黑,黑得有质感,像蒙了一层牛皮。我虽然也脱光了衣服,但总是睡不着,伸出手,摸摸身边的羊羔,身子毛茸茸的,仿佛是一团棉花。不知什么时候,地下的老鼠跑了出来,吱吱哇哇地乱叫。母亲讲过一个故事,说老鼠是会成精的,变成花花媳妇,叼着银子,专往光棍的被窝里跑。后来想,母亲的这个故事,可能与性事有关,她是把关键的细节删去了。漫漫冬夜,一个光棍睡在热乎乎的火炕上,盼望的不是能得到多少银子,一定是风情万种的女人呀。

乡村人世代都睡火炕,那个四方四正的地方就会发生许多或真实或虚构的故事。过去有一种说法:睡觉一家搅,茅厕男女跑。前者是说,一家人不管有几口,都在一个炕上睡觉;后者是说,到农村上厕所,没有男女之分。在我的故乡,盘一个大火炕可睡七八口人。靠窗根的位置离炕洞近,热,暖和,褥子也厚实,是爷爷奶奶的地盘,再挨过来就是父母,子女都窝在炕的另一头。如果家里来了亲戚朋友,大家就两人合盖一床被子,一个头朝里,一个头朝外,谓之打通铺。一家人不分炕睡觉,时间久了,自然会发生一些故事。老家有个笑话,说的是两口子晚上作爱,声音很大,惊醒了睡在身边的孩子,孩子说,爹你在做啥哩?爹屏着气答,你妈被窝里有老鼠,我在逮老鼠哩。第二天,孩子就把这事告诉给了邻居,结果这男人从此后就有了一个“炕老鼠”的诨名。

当然,火炕上的故事不仅仅是让人捧腹的笑话,更多是由贫穷带来的无奈、尴尬和辛酸。过去乡村没有医院,女人生产孩子,只能呆在火炕上喊天叫地,鲜血淋漓之时,男人从炕洞里掏几捧草灰,垫在产妇的身子下面,聊做灭菌消毒。孩子落在炕上,脸面沾着灰,腿弯夹着土,简直就是一泥猴。等铰断脐带,就连被现代人称做紫河车的胎盘,也要埋在火炕下面。我的一位远房姑姑,就因为家里穷,请不起接生婆,难产,大出血,最后惨死在家里。死后,她的丈夫将炕上的席子扯下来,包裹了她,权当棺材,把她草草的埋葬了……

回家第一夜,我睡在哥的火炕上,左边是温顺可爱的羊羔,右边是老实巴交的兄长。这一夜,我想到了很多很多。

第二天:喊会和开会

天刚亮,队长就喊会了。喊会就是喊叫着让村民去开会。村子大,人家又分居在山旮旯里,从南到北,要走一个多小时的路。队长挨家挨户喊,到了我哥家的门前,嗓子早就嘶哑了。

我小时候,喜欢跟在大人后面去开会。那年月,生产队长还有权威,开会是不会亲自喊叫的。他家的涝池边有棵弯脖子榆树,树枝上挂着一生铁犁铧头,每逢开会时刻,队长就一手叉腰,一手拿块石头,往犁铧上当当、当当地敲几下,过不了多久,全村的人就集合好了。到了改革开放,犁铧头换成了高音喇叭,开会前,队长就对着办公室的麦克风上喊。但那时,有些村民就不听召唤了,据说,后来那喇叭被人给砸成了一堆废铁,卖给了一个收破烂的商人。到现在,队里召开大会,就只能靠着队长的嗓子吆喝了。

我是在想,一个村官的权力变化,其实与农村经济的发展有密切关系。农民有了土地,腰包里的钱自然一天天多起来,财富会使某些人的权力逐渐发生转移、分散乃至失效。

还是说村长喊会的事情。

那阵子,我哥还在侍弄他的羊羔,队长就进来了。队长说,快收拾一下,8点钟要开会呢。哥说,忙哩。队长一抬屁股,斜挂在炕沿上,眯着眼道,忙个求,你就知道务细羊羔子,今日个选队长哩。哥的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,隔一会才说,不就是个芝麻官嘛,还选呀,又不是县长。

队长再不跟哥搭话,转过身子问我:啥时回来的?还当老师啊?我点点头,没有说什么,给他递了一只烟。烟是兰州牌的,长把过滤嘴,市场上一盒卖八块钱。队长接过烟,并没有抽,只是放在鼻子前嗅了嗅,就把它夹在耳朵上了。

这之后,队长就骂我是个没出息的人。又很失望地说,你看人家王××,才混了几年就当上了乡长,吃香的,喝辣的,风光着哩。

我知道自己确实辜负了父老乡亲的希望。想当年,我是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孩子,临走前一天,许多乡亲们到我们家祝贺,有的送几个白面馍,有的拿来一篮鸡蛋。队长送的是一块天蓝色涤卡面料,叮咛我无论如何做一件制服,穿在身上炫耀炫耀。那天队长多喝了几杯酒,拉着我的胳膊说,娃呀,你将来一定要弄个乡长的位子,给咱们村的人倒腾些化肥,打几眼机井。现在想起来,二十多年过去了,我没有给乡亲们办过一件象样的实事。还记得有个村民因计划生育被罚款,跑几百里路来我家,要我给他找个关系,说个情,通融通融,我虽然也给几个有权力的老乡同学打过电话,到最终因为人微言轻,没有任何结果。当了半辈子教书先生,对于养育了我的故乡,无点滴回报,所谓感恩,也就是一句空话。队长骂我没出息,也是应该的呀。

队长前脚出门,开会的人后脚便跟来了。会场就设在哥家的院子里〔据说生产队的办公室拆除以后,会场就设在村民的院子里,挨家挨户轮流坐庄,这一回正好轮到我哥家〕。参加会议的最高领导是乡政府的副乡长,再就是村书记和村长。议程不必细述,无非是领导讲话,宣布投票纪律等等。投票似乎并不严肃,选票是由豌豆代替的,票箱则是一个大铁碗。开始时,先由村书记说出几个候选人的名字,村民就挨着一个一个给他们投豆,谁豆多,谁当选。不到一顿饭工夫,会议就结束了。村长唱票:王大民56豆,马富40豆,现任队长刘长贵20豆。

大家鼓掌通过,副乡长叫王大民起来说几句话,他推辞了半天,只猫着腰吭哧了一句话:这求官不好干,毛主席也干不好。

会场里一片笑声。我发现只有老队长没有笑,他蹲在墙角里一口一口地抽着烟,浓浓的烟雾弥散开来,遮住了他的脸,我始终没有看清楚他的表情。

第三天:黑暗深处的读书人

哥家的门前是一个山岗,翻过山去,走不远就能看见一平缓的坡地,村上的人都叫那里是花草台子。我小时候,常跟伙伴们去坡地放牲口,逮野兔,掏鸟蛋,玩得昏天黑地,可以说那里是我童年的乐园。

花草台子有煤场,大大小小的煤窑一个挨着一个,从远处看,那些煤窑就像黑糊糊的老鼠洞穴。不同的是,从洞里钻出钻进的都是一群沾满煤尘的“黑老鼠”。庄稼人说,吃着阳间的饭,干着阴间的活,可见下窑背煤的活计有多么艰险。

对于小煤窑来说,留在我记忆深处的两个场景终身难忘。

一是春天。春天里,花草台子上先长出一墩一墩的的芨芨草,璎珞似的穗子在风中摇晃着,把阳光都染绿了。接下来马莲花和粉团花就开放了,蓝色的紫色的红色的花朵把山坡点缀得生机盎然。这时候,山外的的一些年轻媳妇相继来到了花草台子。她们都背着蛇皮袋子,胳膊下夹一个镢头,名义上说是挖草药的,但眼睛却盯着矿工的腰包。她们都喜欢唱歌,三两个坐在山坡上,哼唱几首山村流行的民歌小调,象《送王哥》、《浪光棍》之类,唱的尤其生动,痛快淋漓,荤味十足。那年月,矿工都是没有结婚的小伙子,烈火干柴,一点就着火。见了女人,宛若馋猫看到了麻雀肉。小伙子禁不住女人的几句浪歌,几个眉眼,就乖乖地投进了人家的怀抱。窑场里做那事很方便,两个人钻进芨芨草丛,三五分钟就弄成了。常常是黄昏,村里的大人怂恿着我们去花草台子撵兔子,结果是兔子没有逮着,到惊吓了一对对野鸳鸯。露水夫妻究竟让矿工失去了什么,我们不得而知,但多年以后,有的男人还在怀念那个时刻:嘿嘿,20元钱买一个黄昏呀,你想想,那阵子夕阳红丢丢地映着马莲花,她躺着,白生生的肉肉上落满了露珠和花瓣……

还有一个场景就是死亡。很神秘的死亡。隔一段时间,或是白天,或是午夜,矿里突然就死人了。矿工们黑衣黑裤,风般地往窑口外跑,喊声,叫声,骂声,哭声,乱成一团。出事的人已经断气了,被一个矿工背着,手和腿都软软地耷拉下来,一直到煤场里,慌乱的气氛才开始慢慢平静。有人给死者洗脸,有人给死者穿衣。再过几天,矿上就有了一口红漆棺材,家属们雇来一辆马车或手扶拖拉机,提着死者的破衣裳,一路叫着他的名字,离开了花草台子。不知为什么,有的人死了,几个月甚至几年,都没有家属来处理后事,那个棺材就被矿工抬到山沟里,用土坯和泥巴砌成一个临时坟丘,静静地搁在那里,一任风吹雨淋,荒草缠蔓。

我回到故乡第三天,突然接到一个电话。山村的信号不好,刚打开机,那边“喂喂”了几声就断了。我把手机上显示的号码说给了哥,他想了想说,是你的表弟的机子,狗日的这几年包了矿,沟子里都流油呢。又说,他人还好,不是那种烧料子,有了钱,还知道给村上修几间学校。

我已经记不清楚表弟的模样了,只知道他是我远房姑夫的儿子,上过师范,前几年辞了职,承包了我们村的小煤窑。

很容易就找到了他。

矿上有四五间平房,我去时,他正在院子里跟几个人打扑克。见面,还没有说话,他就认出了我,起身,猛地抱住了我:呵呵,真个是教授啊,啧啧,都胖成个弥勒佛啦。他很热情,反而让我感到无话可说。

走进他的办公室,寒暄了几句,他就给我诉起苦来:老哥啊,煤矿上的事麻缠哩,死人没啥关系,就怕工伤。前几年有个矿工砸坏了腰,叫我赔了两万,但他的家属还嫌少,昨日婆姨又来了,说是他男人不能过性生活,你说说,还跟我要赔偿费啊!

他说了一句粗话,我笑,他也跟着嘿嘿起来,竟红了脸,喃喃道:你是老师,我可是窑猫子呀。

后来,我提出要到矿下看看,他爽快答应了,并很快叫人找来了一个安全帽,一个矿灯。

500米矿井,我摸索着走了半个小时。到井底,看见有七八个矿工,正在用铁镐往下刨煤块,脸上都黑黑的,汗水从额头上流下来,顺着腮,淌进脖子,衣服单薄,被汗水浸过,都沾在身上。有个矿工把我当成了上面检查安全的领导,絮絮叨叨说了很多,大意是老板心太黑,节假日也不给他们放假,老婆的×都快长荒草了。其他人都跟着哄笑。刺耳的笑声震得头顶的煤渣簌簌往下掉。

我转过身,发现左面也有一个巷道,里面只有一个人,他似乎是刚刚干完了活,坐在那里休息。我猫着腰走进去,借着昏黄的灯光,看见他的前面摆着一本书,蹲下去,细瞧,是高中语文课本,第三册。书本被煤渣污染过了,纸页一律黑油油的。课本是打开的,他闭着眼睛,好象在默诵着什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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