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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流年】民国的腔调:周作人(散文)

来源: 免费小说网 时间:2019-12-23 15:51:15

这些年有不少人将周作人和鲁迅做比较。文章高下方面,他俩究竟谁领先?排列起来实在非常困难。钟叔河先生曾在电话里旗帜鲜明地认为周作人应该放到第一。我以为在文章上,中年以前,他们不相伯仲,都是泼辣淋漓典型的绍兴师爷手笔。中年的时候,应该说鲁迅更胜一筹,思想的精深与人世的洞察,都有超过周作人的地方。

鲁迅享年五十五岁,周作人寿享比鲁迅多二十多年,扎扎实实多读了二十几年的书,经历了二十几年的世事,下笔成文自然有鲁迅不及处。周作人的文章比鲁迅的欺生,写得如春绿夏露秋雨寒霜,入了定,岁数不够读不出好。年岁大了,摸得出一些真意,惊觉那样一篇小品一部长篇换不来。知堂好像还不甘心,《立春以前》后记说:“说到文章,实在不行的很,我自己觉得处处还有技巧,这即是做作,平常反对韩愈方苞,却还是在小时候中了毒,到老年未能除尽,不会写自然本色的文章,实是一件恨事。立春之后还未写过一篇文章,或者就此暂时中止,未始非佳,待将来学问有进步时再来试作吧。”

三十岁后,悟出自然本色之好,但一下笔还是处处有技巧。

文章千古事,一辈子太短,不着力便好,少些铺排,少些心思,有话则长无话则短,文章兴许自然本色些。

懂得写作的人一看鲁迅的东西,就会肃然起敬,要站起来鞠躬,练到他这样的中文太难。周作人也好,仅仅从文章角度说,他追不上其兄,差太远了。周氏兄弟都有沉稳诚恳、悲天悯人的一面,但周作人没有鲁迅俏皮,文章也不够放荡。

说周作人是文章家,钟叔河先生听了一定不同意,我也不同意。文章是大事也是余事,关键还是文章背后的深意。但我以为,鲁迅周作人的文章比他们的思想更有意味,这意味在于文脉对一个人的滋养。以后也会有人觉得胡竹峰文章比他的思想更有意味,这意味也是文脉对一个人的滋养。已经有人这么看了,我心里觉得知己。姑且这么给自己打气吧。

鲁迅的声音,铿锵断语,刀砍斧劈,有如刻在青铜鼎上的律令,以中年人的洞达,驰骋神思,摹尽东方人性之极景,使听者惊悚,让读者铭记。周作人的文章是温文尔雅,浑厚恳切,弥漫其中的人间烟火气,令听者亲切萦怀,字里行间点到为止的弦外之音常常引得读者会心沉思。从文体上说,鲁迅简练如刀,一刀见血,三拳两脚击倒对手。周作人刚柔如鞭,看起来舒徐自在,鞭力过去,如秋风扫叶。

和鲁迅一样,周作人也创作了一座高峰,他的作品不要说在整个民国首屈一指,放到古今中外,也是浓浓一笔重彩,轻描淡写出中国文化的意境与情韵。虽然自云“街头终日听谈鬼,窗下通年学画蛇。老去无端玩骨董,闲来随分种胡麻”,其实却是“志深而笔长,梗概而多气”。

周作人的文章,非常老到,没有酣畅的视觉快感,却能引发内心哲思,其文字深美闳约,波澜四起,人所共知。他最了不起的地方是从容展示了一个中年男人心性之平和、安详、家常、世俗,以及有节制地谴责和愉悦地放松。尽管没有鲁迅的犀利,没有林语堂的幽默,没有废名的玄幻,没有郭沫若的喷薄。

鲁迅、周作人的出现,给现代汉语一个语惊四座的开端。鲁迅使散文成为一种能承载厚重责任、端庄思维的文体,他的厚重并不是一味端庄,很多时候以充满人情味的方式保持着一个智者的潇洒,尽管偶失偏颇,但不妨碍整体魅力。更重要的是,鲁迅的文风是对“鸳鸯蝴蝶派”“礼拜六派”大行其道的一个很好矫正,那种朴实正气,直接传承并推动了中国文学进程。

不止数十次听到当代一些作家朋友说:“读来读去,只有周氏兄弟常读常新。”常读常新,正是关乎文学高下的最重要原因。去过不少当代文人学者的书房,迄今为止,还没有谁家书架会缺席他们的著作。

周作人的语言汰尽青春的狂躁与不安,发乎情却止于无情,苦口婆心,颇有些“冷眼观螃蟹”的意味,不夸饰浮躁,不咄咄逼人,天然朴讷,摇曳着冲淡悠远的情致和活泼诙谐的理趣。稍后的张中行也苦口婆心,这一路文风,絮絮叨叨,很多时候是自说自话,免不了饶舌,喜欢的可以爱它从容舒缓,不喜欢的也可以厌其拖沓冗长。

周作人文章有种奇怪气象,早期作品和成名后的文字,都有不为大众所理解的淡定与从容。他的功力显然要比年轻一辈的人好,譬如俞平伯、废名他们,俞平伯又比稍后一点的张中行明显高出一筹,从周作人到俞平伯再到张中行,学识上有往下走的趋势。周作人生于一八八五年,俞平伯生于一九〇〇年,张中行生于一九〇九年,相差了几岁,情况大有不同。一方面江山代有才人出;另一方面,庾信文章老更成。

读周作人的文章,感觉不到他有喷薄的才情。论才气,他还不如林语堂、郁达夫、俞平伯,甚至不如梁遇春。但周作人的文章要比他们都好,说到底还是读书多,见识弥补了才情的不足。周作人人情练达,可惜不能世事洞明。鲁迅说周作人昏,昏是对世事的糊涂,这是他后来落水的主要原因吧。

周作人这个人,骨子里一介书生,要他救国,也是书生救国,投笔从戎之类的事,干不来,干得来也未必愿意干。周作人不是个优秀的国民,也不是个好儿子。鲁迅生前一直照顾着自己的母亲,自他去世后,老太太说:“老二,以后我全要靠你了。”

周作人居然回答:“我苦哉,我苦哉……”对生母尚且如此,对国家又能如何,后来落水实在不足为奇。

说到底,这些都是性格的原因。国家,他也爱的;母亲,他也爱的;但他更爱自己。还有件事,大概也能说明周作人的性格,他家有个仆人,暗中揩油,周氏知道后,很生气,把仆人叫来,踌躇半天,说要解雇他,岂料此人扑通一声跪在地上。周作人紧张地走过去,把人家扶起来说:“刚才的话算没说,不要在意。”

周作人的性格,如果从书法上着手,也挺有意思。我编过一册周作人《儿童杂事诗》,录有周作人的抄本。周的墨迹闲气弥漫,含而不露,落笔很谨慎,收笔也很小心,谈不上潇洒,能见出悲悯之心,不像他哥哥。鲁迅的书法,更多是书写需要,没有法度的制约。

如果书法可以发声,鲁迅的字说:怎么看是你们的事,我就这样写。周作人的字会说:慢慢欣赏啊,我写得很用心。这话有什么意思呢?我要说的是———鲁迅知道自己是大人物,提笔写字时,法在心中,怎么写都行,不太在意。周作人也知道自己是大人物,提笔写字时,担心写坏,损了名头。倘或将周作人的手稿和他专门书写的条幅立轴相比,这样的感觉越发明显。

后人都说周作人学贯中西,到底还是东风压倒西风,身上有太多旧文人的世故。周作人倾慕日本文化,性格沾染有东洋人的纤弱优柔,即便骂人,也是中国旧文人样式和日本古典唯美风格的集合。

一九三九年一月,周作人当上了伪北大图书馆馆长。从此,官越做越大,水越陷越深,苦雨斋中那个一脸平淡超然的知堂翁,脱去了教授的长袍,穿上狐皮裘衣。周作人落水后表现出来飞黄腾达的扬扬得意,让后来喜欢他文字的人尴尬难堪。大家不敢想象,不愿相信,那个绝妙的文人会是汉奸。有人辩护说周作人受安排,在后方潜伏。有人说他有苦衷,有人说他是违背本意的,各方人士巧立名目,为他辩护。

周作人做文章成功,做人失败。前者是性情使然,后者也是性情使然。周作人的落水,成了现代文坛的大事,痛加鞭笞者有之,辩护校正者有之,落井下石者有之,惜护者有之,鄙视者有之,有人甚至连他的文章也一概否定了。孙犁一九八二年六月给贾平凹的散文作序,借机写了这么一段话:

闲适的散文,也有真假高下之分。“五四”以后,周作人的散文,号称闲适,其实是不尽然的。他这种闲适,已经与魏晋南北朝的闲适不同。很难想象,一个能写闲适文章的人,在实际行动上,又能一心情愿地去和入侵的敌人合作,甚至与敌人的特务们周旋。他的闲适超脱,是虚伪的。因此,在他晚期的散文里,就出现了那些无聊的、烦絮的,甚至猥亵抄袭的东西。他的这些散文,就情操来说,既不能追踪张岱,也不能望背沈复。甚至比袁枚、李渔还要差一些吧。

当然,对文学的看法,高下之分,见仁见智,一下子也很难说清楚。孙犁火气那么大,说到底还是对周作人在日伪政权任职的不屑。关于落水问题,历史的白纸黑字摆在那里,周作人自己坦诚地承认:

关于督办事,既非胁迫,亦非自动,当然是由日方发动,经过考虑就答应了。因为自己相信比较可靠,对于教育可以比别个人出来,少一点反动的行为也。

有人据此说,这是周作人善良的想法,为了不让沦陷区的教育落入日本人手中。木已成舟,争辩无益,这一点钟叔河先生看得清楚:人归人,文归文,认为“周作人其人可废,其文不可废也”。

抗战胜利后,傅斯年在报纸上发表对伪北大教职人员处理办法。周作人自视为傅的师辈,同属“新文化运动”阵营盟友,遂以前辈的姿态致信傅,让傅把自己作特殊人物予以照顾,口气颇蛮横强硬。信中有“你今日以我为伪,安知今后不有人以你为伪”等语。傅斯年大为不快,痛斥:“今后即使真有以我为伪的,那也是属于国内党派斗争的问题,却决不会说我做汉奸,而你周作人之为大汉奸,却是已经刻在耻辱柱上,永世无法改变了。”周作人于是在日记里写:“见报载傅斯年的谈话,又闻巷内驴鸣,正是恰好,因记入文末。”这样的小记极有意思,能见到周作人骨子里的一些小。后来写《亦报随笔》,逮到机会就奚落痛骂傅斯年。

有一次和钟叔河先生聊天,谈到《亦报随笔》,钟先生说:“那本书大部分的文章都是好的,但不该骂傅斯年,大可不必,也实不应该。”

冰心的私信纸短意长:“……关于周作人先生,我实在没有什么话说。我在燕大末一年,一九二三年曾上过他的课,他很木讷,不像他的文章那么洒脱,上课时打开书包,也不看学生,小心地讲他的,不像别的老师,和学生至少对看一眼。我的毕业论文《论元代的戏曲》是请他当导师的,我写完交给他看,他改也没改,就通过了。”

关于鲁迅和周作人的失和,传闻颇多,主要不外乎鲁迅欲对信子非礼,或者是经济原因。在我看来,也有性格原因。周作人这个人表面温和,内心自负。鲁迅个性太强,在他眼里,周作人永远是小弟。周作人读书求学日本,鲁迅付出了大量心血,在东京,他们一起翻译,文章最后都由鲁迅修改一遍,再誊写清楚。回到北京,依然如此,即便周作人去教书,鲁迅也给他誊改讲义。甚至周作人在《新青年》上翻译的小说,也都是鲁迅修改后才定稿的。在家庭上,鲁迅更是全力帮助周作人。按照周作人这样的性格,长期生活在鲁迅的帮助之下,帮助也就成了束缚。兄弟失和,在所难免。

鲁迅去世后,身在北京的周作人没有亲赴上海,北大法学院礼堂纪念会倒是参加了。第二天,周作人讲解六朝文章,他带一本《颜氏家训》走进教室。近一个小时课程,始终在讲颜之推的《兄弟》篇。下课铃一响,周作人挟起书说:“对不起,下一堂课我不讲了,我要到鲁迅的老太太那里去。”这个时候,大家发现周作人的脸色非常难看。

周作人的身上是有少爷气息的。不知道这个说法可有人提起过,他不会理财,不会过日子,讲究生活品质,在困难时期,兀自念叨“南豆腐”之类的吃食。有些食品北京买不到,就让香港的学生朋友邮寄,盐煎饼、茶叶、虾、咖喱粉,还有日本小吃。这不单是饿,还有馋。翻查他那个时期的书信,关于食品的部分,实在不少。

对一九四九年后的政治,周作人找不到方向,拉关系给毛泽东写了篇思想汇报,要求继续为人民服务。信写得挺长,但远远不如他人深刻,周作人显然还摸不清楚当时社会风向。从这一点看,恰恰说明对世事的迟钝。

周作人晚年有篇文章应该引起重视。一九六二年胡适去世,他写了长文《回忆胡适之》,那时候对胡适几乎是一面倒的批判与谩骂。周作人以最高智慧,细数了由胡帮助出了几本书、得了多少钱,分毛清楚。特别说这些钱,买了坟地,埋了母亲、女儿,至今念念不忘。隐晦的文字、深藏的苦心曲曲折折。在那个年代里,在大陆敢写纪念胡适的文章,周作人是第一人。

“文革”伊始,周作人受到最严厉的“无产阶级专政”,长期被罚跪,家里被洗劫一空,受批斗,甚至被人用皮带狠狠抽打。终身都在追求理性精神的周作人面对这样的疯狂,又是什么样的心情呢?钱理群《周作人传》有此一笔:“他只是一再地要家属设法弄安眠药来,以便尽快了结此生。”

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下午四时,周作人死了,终年八十二岁。周氏有首《八十自笑诗》,也是心境的说明,附在文末,结束这篇不算太短的文章:

可笑老翁垂八十,行为端的似童痴。

剧怜独脚思山父,幻作青毡羡老狸。

对话有时装鬼脸,谐谈犹喜撒胡荽。

低头只顾贪游戏,忘却斜阳上土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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