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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军警】一个作家的人生片段——丁玲速写

来源: 免费小说网 时间:2019-12-23 17:13:03

在桑干河上的丁玲

1945年初秋,丁玲组织延安文艺通讯团,于9月离开延安,徒步经晋绥解放区,年底抵张家口。她本来要去东北,因内战中断交通,只好在张家口停脚。人走进阔别多年的城市,情感却仍停留在老解放区的农村,连做梦,她都想再返回那些“土包子”中去。1946年夏天,党中央关于土改的指示传达下来了。丁玲的眷恋之情有了新的寄托,她立刻请求参加晋察冀中央局组织的土改工作队,去怀来、涿鹿一带进行土改。她吃派饭,和身上长着虱子的老大娘睡在一个炕头,走家串户,访贫问苦,兴致勃勃地和农民交融在一起。逢到老乡分浮财时,有的老太太们挑这挑那,挑花了眼,不知拿哪样好,丁玲总是去帮忙挑选。村里分房子,往往一下子分不合适,她在旁边马上就能说出来,某处还有几间什么样的房子,分给什么人住合适。村里的干部都为她如此熟悉情况感到惊奇。丁玲在土改工作中一个一个地去认识人、熟悉人。当她从张家口离开时,一幅土地革命的壮丽图景,已在她的头脑中描绘出来了。她说:“在一路向南的途中,我走在山间的碎石路上,脑子里却全是怀来豚鹿两县特别是温泉屯土改中活动着的人们。”“由于我同他们一起生活过,共同战斗过,我爱这群人,爱这段生活,我要把他们真实地留在纸上。”(丁玲:《〈太阳照桑干河上〉重印前言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,1979年)当她到了阜平的红土山时,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这部长篇小说的构思已经完成了。“需要的只是一张桌子、一叠纸、一支笔了。”11月初,便全力投入了写作。在写作过程中,丁玲腰疼得非常厉害,只好把火炉砌得高一些,把腰贴在炉壁上烫着,伏在桌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写;夜晚把暖水袋敷在腰间,才能入睡。每当她腰疼支持不住的时候,就像火线上的战士冲锋陷阵那样,坚持着写下去。1948年6月,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终于完稿了。

丁玲在创作小说中的人物时,立足于现实,但又不是照相式的影印生活中的某一,一真人。黑妮这个形象即如此。丁玲说,她开始在怀来搞土改时,一个地主的侄女长得很俊俏,曾在她住的院子里闪过一下,她向周围的人打听,才知道这个女孩子在地主家受苦受难,却被村里一些人视为异己。丁玲虽然再也没有见过她,但她的影子却长久地留在记忆中。丁玲以最大的同情塑造这个孱弱的女性——黑妮。

在逆境中——不忘人民的丁玲

丁玲之所以成为举世瞩目的人物,除她优秀的作品,为祖国解放而战的奋斗精神外,还有一点,即她遭受到罕见的不公正的待遇后,在逆境中仍然保持着不忘人民,执著信仰、不懈奋进的可贵精神。

1955年,她被错定为反党集团头目。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时,又把她定为大右派。她的成名之作——《莎菲女士的日记》,连同在延安写的《三八节有感》、《我在霞村的时候》、《在医院中》,以及新中国建立后写的《粮秣主任》、《记游桃花坪》,一并成为反党大毒草,她本人被开除出中国作家协会,并成了中国文坛上昭著的“罪人”。

消失了的丁玲,到哪儿去了?她在人民中间生活,在北大荒劳动。“对于一个有**信仰的人来说,没有一个地方是荒凉偏僻的。在任何逆境中,她都能充实和丰富自己”。(《庐山访丁玲》、《解放日报》1980年8月7日)和一般常人的想法相反,丁玲认为到北大荒不是充军、劳改。她拒绝留在北京,要求到艰苦的环境中去。她说:“我是个作家,不能离开社会,不能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孤独地写作,否则,我一定会苦闷。不是说要重新做人嘛,我就在新的环境中做一个更扎扎实实的农民!”行前曾有人劝她,改个名字吧!免得不方便。”丁玲说:“我行不改名,坐不改姓,再大的风浪也顶得住,没有什么了不起。”语言铿铿,铁骨铮铮,表现了中国人的英雄本色。

从1958年到1970年,丁玲夫妇带着“右派”帽子在北大荒生活了十二年,先后在汤原和宝泉岭农场养鸡、养猪、种菜、锄草、扫盲,搞家属工作。她干什么都干得很出色。

丁玲到汤原农场后,遇上农垦部长王震视察工作。王震关心地让她当文化教员。在畜牧队,丁玲的扫盲成绩名列前茅。“还是老丁的队扫得最好。”——扫盲对象争相传颂她的先进事迹。她在生产队出墙报,一点也不马虎。为了画好墙报插图,她托人从外地买来不少绘画参考书,这些书放在一起,足有一尺多高。在农场,她还是个有名气的养鸡能手。

十多年来,她始终把自己看成是一个老农民。她实心实意地接受基层干部的领导,也开诚布公地提出对工作的意见,认真细致地帮助干部做群众工作,她成了基层干部的助手和参谋。

在农场,她结交了很多新朋友。《杜晚香》中的主人公,就是丁玲最知心的朋友之一。丁玲将对她的了解和感情写成一篇散文,小心地珍藏在帆布箱子里,坚信在自己在世,或女儿、儿子、孙女、孙子时代总有与读者见面的机会。

丁玲、陈明夫妇,用自己的言行,得到了人们的信任和热爱,他们不再受人歧视,与人们平等友爱的相处。她充分利用各种条件了解和熟悉各种各样的人,一个个活生生的典型,一条条新的生命,在作家的脑海里跳动,涌向笔尖,落在纸上。她废寝忘食,起早睡晚,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的积累着创作素材。到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时,已写了十万字的生活记事;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的续篇《在严寒的日子里》及若干短篇共十几万字也写就了。可惜在浩劫中,它们都已荡然无存。

1966年,空前的灾难席卷了全国,一个普通人尚难幸免,更何况丁玲。对她的批斗和折磨步步升级,暗斗、单独斗、住牛棚、数不清次数的抄家……她默默地忍受着。精神上的摧残,经济生活的困顿,没能把她压倒,她像一株独立支撑的大树,迎风傲雪。

甜蜜爱情充盈了丁玲

“如果没有他,我是不可能活到今天的;如果没有他,我即使能活到今天,也是不可能继续写出作品来的。”丁玲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。

陈明和丁玲手攥着手,肩靠着肩,在生活的深渊中经受了委屈和苦难,走 过了极其艰难的里程。到北大荒后,丁玲远离儿女,身边唯一的亲人就是陈明。他们共欢乐,共苦痛,再苦再累,只要两人在一起总是甜蜜的。到汤原农场后有段时间,陈明到百十里地以外去修铁路,丁玲一个人留在家里。每到星期六陈明要扒上拉煤的火车回来看望丁玲,下车后还要走几里路,待他到家,已经晚上十点多了。丁玲为他做好了晚饭,两个人围着小桌边谈边吃,直到深夜。第二天早晨,陈明跑到几里地以外为丁玲挑上足够吃一个星期的清水。丁玲坐在那里不是写上几段发自内心的文字,就是画上一幅流露出无限爱慕和喜悦之情的画像,再取上一个名字“农工回来了!”然后两人一起动手做午饭,饭后,陈明带着幸福和辛酸,又回到了工地。多少次这样的分离,多少次分离后的团聚,无论分离还是团聚,两颗赤诚的心永远在一起跳动。只有在逆境中,才能领会到这种生活的甜美。

1961年,陈明被摘去了“右派”帽子,1963年有关领导让他回北京安排工作,丁玲也可以一同回京,但他们拒绝了,与其到北京受监督,不如留在农场“改造”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中,丁玲、陈明都进了牛棚,两人连互相凝视一眼的短暂机会都没有了。为了给丁玲送去力量,陈明常乘看守人不注意的空隙,给丁玲扔去揉得皱巴巴的纸团,或是一个破火柴盒,一张枯干的苞米叶子,上面写满了只有丁玲才能认得出的密密麻麻的小字。这些用特殊材料写成的“情书”,是丁玲生命的甘泉。她常常偷偷地拿出来抚摸,低低吟诵,陈明那些深情、希望和有力的话语,在她寒冷的心中点起了生之火把。

这些奇特的书简,可集以成册、成书,可惜当丁玲被戴上手铐那天,当丁玲被脱光衣服搜身那天,这珍贵的财产被当做废纸毁弃了,她的苦苦恳求,怎么也感动不了那些铁心人。但,这些书简是属于丁玲的,它永远不会消失,它已刻在丁玲心中,伴随着丁玲走完了人生的历程。

1971年4月,丁玲开始了孤寂的铁窗生活。她和陈明被分别关进一所北京附近的监狱。完全与世隔绝,一个月放一次风,没有笔也没有纸,什么东西也写不成。她痛苦极了:“孤寂,无穷无尽的孤寂,我有生以来,从没有尝过这种孤寂的滋味。”她隐约感到,这是她一生面临的最大考验。她暗暗告诫自己,不管怎样,都不能让自己的精神垮下来,不、对未来失去希望。她害怕自己将来变成哑巴,常自己和自己说话,一首一首地背诵唐诗。为了不使自己瘫痪,她利用斗室,想法增加活动量,顽强地锻炼身体。她把看完的《人民日报》团成一个大大的纸团,称之谓自制“篮球”,一个人往墙上扔,每天反复数百次。看守员用十分惊疑的目光揣测着丁玲奇怪的行动。在狱中,她有过不知多少次天真的梦幻,盼望有一天,会有好心的看守员对她表示同情,替她送来一张陈明的条子。她一天天等待着,盼了一千七百个日夜,在闪动着希望的火花中,熬过了漫长的五年。

1975年5月,丁玲夫妇获释了,被秘密送往山西长治滴谷寺下的嶂头村“安家落户”。这是个偏僻的山村,她的心在这里得到了暂时的安慰。每当黄昏时分,夫妻俩漫步在山村小道上,生活得倒也悠闲。她生活在蟑头村,好像又回到了暖水屯,回到了张裕民、刘满、董桂花的身边。那颗与人民息息相关的心,那支为人民代言的笔,又催她重新上阵。她克服了衰老、多病带给她的困难,从头开始《在严寒的日子里》的写作。她时而伏在桌子上,时而倚在墙边;人们还时常见她胸前平端着一块二尺见方的木板,木板上有四个洞眼,系上两条带子,套在她的双肩上。这是陈明为她写作而专门设计的,她常常在腰疼得不能伏在桌子上写字时,用上这块写作板。

在嶂头村,丁玲仍然戴着“右派”的帽子,而且又是陌生的地方,但她的朋友之多却不减当年。陈明经常教邻家的儿童唱歌,说快板。每逢春节,他们给各家各户送去大红纸对联。有的人晚上还常常集在他们的屋子里说真心话。

从监狱出来的时候,有一段时间丁玲的右臂抬不起来,好几位医生看了,都说没办法。一位搞农业技术的大学毕业生,业余钻研针灸,经常给老乡治病,从朋友那里知道了丁玲的病情,每次回家,都为丁玲扎针。他家离丁玲住的村子十余里,来回三十多里,走得满头大汗,仍不顾风险,坚持为丁玲治病。他说:“你们说她是右派,我不相信。我自己有眼睛,有思想,我读过她的作品,我认为她不是右派。现在她的右手有病,不能写作,别人不管,我来试试。”丁玲又回到人民中间来了,她那颗沉寂的心渐渐地恢复了生气。

几十年的曲折而坎坷的生活道路,使丁玲成为一个经得起苦难,又经得起委屈的坚强的人。纵观历史,横看世界,像丁玲这样仅仅因为写了一些文章,竟遭到如此厄运,在中国甚至在世界上是少见的。1979年以后当丁玲的错误结论全部推倒,她又以一个老革命、老党员、名作家的真实面貌出现在人民面前时,丁玲在想些什么,干些什么呢?她对亲人——没有眼泪和悲伤;对党——没有抱怨。她只反复地说一句话:“我现在要是六十五岁就好了!”她刚到北京不久,住处还没着落,家还未安定时,就和陈明一道跑到桑干河畔的温泉屯,看望当年的老朋友。

丁玲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,深知自己剩余的时间不多了,她要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,日夜不停地写作。为了怕被别人打搅,常常在早晨二三点钟起床,一直写到清晨八点钟。她刚刚做完癌症手术,肿胀的手还没有复原,就又执笔写作了。

“生命的白天已经过去了,黄昏已经到来”,丁玲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。为了弥补逝去岁月的损失,也为了珍惜未来有限的时光,她忍受着多种疾病的折磨,超出了一位老人所能承受的负荷,国内、国外,大江南北,“马不停蹄”,用生命的余辉编织着多采的人生画卷。直至1986年3月4日,这位老人离去,时年八十二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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