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一）
一九七四年九月，我终于以我县的*一个工人学员走进了神圣的大学殿堂。
我上的是师范大学数学系，毕业后毫无疑问要当教师。所以一入校我就下定了决心，锁定了目标：首屈一指，独占鳌头。然而，谈何容易！在补课阶段，我倒也觉得没什么，可一接触到新课，我就觉得知识不够用了。因为我初、高中的底子毕竟不牢，一接触大学课程，很快就露出了“马脚”。在学校，每天都是宿舍、教室、饭堂“三点一线”，其余的地方哪里也去不了。尤其是星期天，八个人住在一起的宿舍里人来人往无法学习；到教室去吧，教室里也是乱哄哄的无法静下心来思考；图书楼吧，一到星期天就不开放了，想到那里去安安静静地看点书都不行。因此，我一直想离群索居，找一处属于自己的乐土。
但是，学校房屋拥挤，管理森严，哪里能找到属于我的乐土呢？
不久，我终于发现了学校的一个秘密。原来学校的东门很偏僻，一般情况下很少有人从那里出入。之所以设置一个东门，不过是装装样子而已，并不是就要方便学校的师生出入。我问门房的阿姨东门外是什么，阿姨说东门外是省植物园。出了东门，直接就可以到省植物园去。
听到阿姨的回答，我真是高兴坏了。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我到植物园去看了一下，那里的环境竟比我想象的还要优雅：树木参天，浓荫遍地，幽径回廊，鸟语花香，是一处非常理想的世外桃源。植物园不知道有多大，里面长满了各种植物，叫人目不暇接。无数条水泥小径纵横交错，四通八达，你想到哪儿就能到哪儿。古树很多，有水杉，有侧柏，还有一些不知名的果树。每一棵古树下，都摆着用大理石精制的石桌石凳，高雅，幽静，舒适，无与伦比。
那个星期天，我就一个人抱着书、不声不响地到植物园去了。在东门值班的那个阿姨很和气，也很慷慨，当我要出去的时候，她就笑嘻嘻地给我开了门，也不问我要出去干什么。当我出门以后，她就站在门口反复地叮嘱说：“小伙子，一定要在天黑之前返回学校哦，不然的话，你就进不了门了。”
从学校的东门走出去，跨过一条宽阔的马路，再走过拇指与食指之间那么远的距离，就到了植物园。走进植物园的大门，迎面就是一棵老树。那棵老树不知道是什么树，枝叶繁茂，五大三粗，大有顶天立地的气势。树下有大理石桌凳，桌凳上洒满了快乐的时光，像流淌的溪水，又像流动的空气，似乎随手一抓，就能抓上一大把似的。北面的树荫浅些，南面的树荫浓些，深和浅融合在一起，就显出了一片氤氲的样子。
老树同所有的老树一样，是上了年纪的。几百岁？一千岁？两千岁？没谁知道。旁边的那些儿子、孙子、曾孙子围绕着它，挤成了一片圆溜溜的林子。从那些嫩嫩的枝条上可以断定，那个圆溜溜的林子逐年都在扩大，就像儿孙依恋老人一般依恋着那棵老树。老树是长者，是尊者，是树中的精灵，如果没有了老树，那么那个圆溜溜的林子也就不存在了。林子的外面是一片环形土地，土地上长满了牵牛花、狗尾草、指甲花和野菊花，微风一吹，它们就像妙龄姑娘一般扭着细腰，摇头晃脑，翩翩起舞。
我没有心思游玩，也没有心思浏览风景，一到老树下，我就在石凳上坐下来，一边看书一边做题。我上的是数学专业，五花八门的数学题就像一个万花筒，五彩缤纷而又奇形怪状。有的题我会做，而有的题却陷阱密布、险象环生，我无论如何也找不到破解它们的方法。这时，我才觉得自己真是太笨了，笨得就像愚蠢的猪一样。不过，这也不能全怪我笨，而是怪我的学历太低了。我被推荐上大学时，实际学历就是一个小学毕业生。尽管我在上大学前请了许多老师给我补了一些初中知识和高中知识，而且在一九七三年高考时也考得不错，但上大学后我才真正感到了吃力，与那些“老三届”高中生和初中生比，我真是差得太远了。那些“老三届”无论遇到什么难题，都能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得出答案。而我，却抓耳饶腮半天也弄不清所以然来。有时候我真想一走了之，不上那个破大学了。但一想到我的追求、我的艰辛，一想到推荐我上大学的热烈场面和许许多多关心我的人的热切目光，我又感到了自己的卑鄙。因此，我只有鼓起勇气拼命。
我心无旁骛地遨游在知识的海洋里，时而在水面上搏斗，时而在深海里潜泳。老树下面真是太安静、太优美了，既没有车辆的喧嚣，也没有人声的嘈杂，有的，只是偶尔的鸟叫和微风吹拂树叶的沙沙声。坐在石桌旁，就像进入了无比幽静的宫殿，在空间思维、在书中遨游都没谁打扰。但书本里有太多太多的秘密，太多太多的陷阱，太多太多的硬骨头，仅凭我的能力实在是解不开那些秘密、越不过那些陷阱、啃不动那些骨头。但解不开也得解，越不过也得越，啃不动也的啃。因为我上的是师范大学，毕业后要当人类灵魂的工程师。如果肚子里不装一桶水，又怎么能够给学生舀一瓢水呢？
我埋头苦学着，就像登山运动员要登上珠穆朗玛峰一般吃力。中午肚子饿了，就吃冷馒头和发糕，喝凉开水。馒头和发糕都是我从学校里带出来的，我还带有咸菜，吃两个馒头或者吃两块发糕就咸菜，也就把肚子打发了。学校的伙食不错，一天三顿都有白米细面，粗粮就是发糕。发糕是玉米面发酵后蒸出来的，里面放有糖精，吃起来既有酸味儿又有甜味儿，很好吃。也多亏那些做饭的师傅手艺精湛办法多，一直都把我们的伙食调剂的津津有味的。发给我们我们每月的伙食费是一十五块五，只发饭票不发钱。吃完了不补，吃不完了可以退。退饭票时不但学校给退钱，还给退粮票。大部分男生都吃完了，只有少数女生吃不完。而我，月月都不够吃。不过不够吃也不要紧，可以厚着脸皮向女生要饭票。那些女生可真慷慨，只要张嘴，她们就把吃不完的饭票都无偿地送给我。我一般不向其他女生要饭票，只向方俊要饭票。方俊的家就住在离学校不远的西安市内，经常回家去吃饭。她把省下的饭票都给了我，而且从来不向我要饭票钱。
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有时候真是微妙的不可理喻，我和方俊的关系就是那样。我一个穷的不能再穷的穷学生，不知怎么就得到了她的青睐。我上大学不久，她就想方设法地接近我。就像我的影子，我走到哪里她就跟在哪里。问候，关心，无微不至。一次我病了，他竟在医院里守了我几天几夜。出院以后，她又经常把我领到饭店里为我改善生活。我常常想，我和她原来并无半点瓜葛，她为什么要对我那么好呢？
我吃完了冷馒头，就又把头埋进了书里。书里有无穷无尽的奥妙和乐趣，也有无穷无尽的秘密和陷阱，我稍不认真，就会一败涂地。因为我毕竟是没上过初高中的半吊子，根本就不可能像“老三届”那样自由自在地在书中遨游。所以我来不得半点虚伪和骄傲，就像蚂蚁搬山一样一点点地往下啃。
实在太累了，我就放下书，长久地看着身旁的老树发呆。老树就像百岁老人的脸一般干皱着皮，凸显出一条条明显而又深邃的纹路。那些纹路就像一条条小路，吸引着无数的蚂蚁不顾一切地往上爬。也许那些蚂蚁都觉得那些纹路十分宽敞，就像骑自行车遇上了广阔的高速公路一样，横穿都需要很长时间。上去的和下来的蚂蚁络绎不绝，热闹极了，也畅快极了，就像同学们在篮球场上打篮球一般争先恐后。我放弃了一且烦恼，专门探寻它们生存的奥秘。看它们上下，看它们奔跑，看它们快乐，看它们在干裂的树皮中苦苦地挣扎。我索性不去想书中的那些怪问题了，静下心来跟它们说话、谈笑。但它们不理我，仍然忙它们的。甚至常常往一边躲，生怕我侵犯了它们的自由似的。我终于明白，不但人和人之间需要沟通，而且人和动物之间也需要沟通。沟通少了，就很难打成一片，至少心与心之间就有很长的一段距离。我突然想惩治一下它们，于是就找了一根木棍拿在了手里。但我正要用木棍惩罚它们时，却又忽然觉得这不是办法，甚至还有一种罪恶感从心底里滋生了出来。因为我毕竟不是暴徒，单从脸面上看，我就是一副善样。既然我能和同学、伙伴和睦相处，那为什么就不能善待这些小生灵呢？
我扔掉木棍，有意去亲近那些小生灵。不只是说在口上，而更注重拿出行动来。我一点一点地去靠近它们，哪怕它们使劲咬我，直到手背、手心红肿了，又痒又疼的，我也很大限度地宽容它们，绝不做伤害它们的事。还拿馒头和发糕捏成渣给它们吃，又拿小树枝或是狗尾巴草逗它们玩。看它们沿着小树枝或者狗尾巴草爬上来又返回去，我开心极了。
难道它们也有追求、也有理想？这个奇怪的问题突然从我的心里冒了出来。我被自己的奇怪想法吓了一跳，连忙收回目光，又在书中遨游起来。既然蚂蚁都有追求和理想，何况我还是大学生呢？
时间很怕埋头苦干的人，一见埋头苦干的人就飞快地跑了。我就不知道时间是怎么溜走的，反正它跑得快极了。就像有人拿着一根大鞭，一转眼功夫就把太阳赶到了草丛里，赶到了小河里，赶到了大树后面，赶到了地底下。太阳挺着红红的脸远去了，姿态就像方俊一样轻盈。
黄昏也像穿着一件很旧的黄色衣服不知不觉地来临了，可树上的那些小蚂蚁们好像没有要回家的意思，仍然上上下下，忙碌得很。它们不急着回去，也许它们早已把大树当成自己的家了。而我，却要回学校去，如果再不回去，看门的阿姨就不给我开门了。
（二）
从此，植物园便成了我的第二课堂。只要是星晴天，我就会一如既往地来到那棵老树下学习。依然是形单影只，依然是独往独来。班上的同学没人知道我来了这里，就连方俊我也没有告诉。
这天，我的心里就像压上了一块磨盘，使我感到十分沉重。不为别的，就因为我在全班同学面前丢了脸，当然也在方俊面前丢了脸。因为我的骄傲，因为我的无知，因为我的荒唐，上大学后的*一次考试我就考砸了。
我来到老树下，立刻就把书摊开了。老树还是那棵老树，石凳还是那些石凳，我也还是我。但我已经不是过去的我，我的心里藏了更大的决心和信心。
老树上依旧有许许多多的蚂蚁在那里上上下下、忙忙碌碌，但我却无心再去理睬它们了。因为我考试没及格，我的心情十分糟糕。虽然是阶段考试，但没考及格毕竟是一件很丢人的事。本来我以为会名列前茅，可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我的数学成绩竟然只考了五十九分。虽然全班一半以上的同学都没考及格，但我仍然感到了耻辱，感到了无地自容，感到在全班的同学面前抬不起头来了。那天考试成绩公布以后，有的同学喜笑颜开，有的同学如丧考妣，还有一个同学当场就昏了过去。那个同学名叫秦治武，扶风县人。他是小学毕业生，上大学前当过几年兵，退伍后仍然在农村干活儿。所以上大学后，他一点都学不懂。在课堂上，尽管他他把眼睛瞪得跟牛卵子一样，却仍然像听天书。因此一考试，他就露了馅。学习再不济的学生也能考几十分，而他，却实实在在地得了一个大“鸡蛋”。那一个大“鸡蛋”，全然摧毁了他的精神防线和心理防线，“咕咚”一声，他便倒在地上没气了。同学们七手八脚地把他送到西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，治疗了将近三个月，但出院后仍然是精神恍惚。
但我却没有昏过去，我强自镇定，依然把脸瞪得平平的，装作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。实际上我的心里在翻江倒海，不断地涌动着惊涛骇浪。方俊一拉我的衣袖，悄悄地把我叫到一蓬花丛后面谈了很久很久，她没有嘲笑我，也没有鄙视我，说了一箩筐安慰的和鼓励的话。
但我却觉得无颜面对她，尤其对不起她给我的饭票。她可能看出了我的自卑，连忙安慰我说：“经过这一段时间我对你的观察，我相信你完全能够学到前面去。你可不能灰心丧气，只要你努力，就一定能名列前茅。别人有一个脑袋，你也有一个脑袋，别人能学好，我相信你也能学好。”
看着她期望的目光，我的劲头一下子就被鼓动了起来。我几乎是热血沸腾地说：“你放心，我不会丧气的，我一会赶上或者超过学习很好的同学。”
她说：“那我们两个就来个对手赛好不好？我也不要求你超过我，只要你能够和我看齐就行了。不过以后你别再装硬汉子了，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就要向我请教，或者向其他同学请教。什么叫不耻下问？不耻下问就是要把脸皮放下来请别人教你。......”
她是“老三届”的高中生，学习一直是班上的尖子。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对我那么好，总是给我一种超乎寻常的感觉。而我，就是一个农村娃，瘦削，矮小，单薄，弱不禁风，穿着一件对襟褂子，一条草绿色的裤子上已经打满了补丁。因为我的父母早亡，没谁关心我上学，也没谁供应我上学，我就靠着*给我的一十五块五生活费来苦度时光。也许她看我的学习不好，怕学校把我退回原籍，所以才像大姐姐一样关心我、体贴我，给我信心，给我力量，不像张步堂那样对我嗤之以鼻。
张步堂也是“老三届”的高中生，当着副班长。学习虽然不如方俊，但架子却不知要比方俊大多少倍。他一天到晚都对全班同学冷着脸，东瞅瞅，西看看，专拣别人的毛病挑。尤其见了我们这些半吊子学生，不是横眉竖眼，就是讽刺挖苦，好像只有他，才是全班很好的学生似的。我反感他，也有点儿怕他。虽然抬头不见低头见，而我总是和他老死不相往来。那天和方俊谈话之后我刚回到教室，他就哼哼囔囔地冷笑着说：“你到哪儿去了？是不是又找天鹅肉去了？也不知道找个镜子照照，方俊都是你能追得到的吗？真是癞蛤蟆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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